2000年9月19日陳日君助理主教寫給本港天主教學校校監、校董的信。也寄副本給教育署
各位在教會內從事教育的兄弟姊妹：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教育署署長任命的「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在今年二月推出了關於學校權責問題的諮詢文件。諮詢期已於四月卅日結束。本人知道本教區教育事務主教代表盧鋼鍇先生已與多個其他辦學團體一起對這文件作出適當的回應。本人對該文件有一些強烈的感受和看法，在某些機會上曾向某些人表達過，現在想把心中的這股怨氣向教會內各位兄弟姊妹吐露，希望能引起大家對事件進一步的關注。
名不正
我們不要理會用大字印出的一些美麗的口號，這文件用小字印出的名字是「校本管理諮詢文件」，是「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下的「權責小組」負責編寫的。再看看英文名稱是School-based Management Consultation Document，實際上，文件內把「校本管理」等同於「校董會的改制」。原來「管理」當然可以譯成英文的Management，而英文的Management Committee正是校董會，那末「有心人」就可以「順理成章」（？）從「校本管理」跳到「校董會的改造」，這明明是「偷龍轉鳳」。其實Management「管理」是一個普通名詞，管理可以有不同層次，而Management Committee「校董會」卻已是一個專用名詞，本來也可以稱為Board of Governors之類。
如果發出文件的人坦白的話，應該清楚稱這文件為「重整校董會的建議書」，更準確地該稱之為「重整辦學團體與校董會關係的建議書」。
諮詢文件？
既然這文件諮詢的是關於「重整辦學團與校董會的關係」，那末在該小組內是否有適當人數的辦學團體代表？其實編寫小組成員的名單上應該附上各成員的身份，否則，我們怎麼肯定這些先生、小姐真有資格對一個這麼重要的問題，作出這麼革命性的建議？
校諮會主席彭先生在「前言」中說「小組的成員與若干辦學團體討論，了解各辦學團體轄下校董會目前的運作模式。」本人要求彭先生對這些話作出一個較詳細的交代：那些小組成員與那幾個辦學團體作過討論？有否討論的紀錄？彭先生又說「參考了海外經驗」，請問可否將有關資料供大家參考？
總而言之，一個強調「參與」、「問責」、「透明」的文件卻在一個不尊重這些原則的情形下發出了。文件特別強調「尊重主要伙伴」，但在整個編寫程序及建議的內容中，政府絕沒有尊重多年來忠誠幫它辦學的伙伴：尤其是辦多間學校的辦學團體。
文件稱為諮詢文件，但目下申辦新校的辦學團體已必須簽署同意在新校內推行這新建議的校董會結構。那末，究竟這些是諮詢中的建議或是已定政策呢？很難避免看來是一個假諮詢！
學校管理和監察的架構
香港教育需要多方面的改革，但改革首先要指出現行制度的弊病，然後對症下葯。
香港津貼學校的管理和監察一向有很健全、有效的權責劃分：辦學團體透過其所提名而由政府任命的校監及校董會，幫助政府妥善地管理及監察轄下學校。
在最高管理層面（政府）及基層的運作層面之間，有一些中間性的管理層（辦學團體、校監、校董會）絕對符合健康、有效的管理哲學。
有一套嚴慎的法例保証政府最高的監權力和責任。各辦學團體，尤其是各宗教的辦學團體，本著各自的教育理想 (Visions)、出錢出力為教育的普遍化作出了貢獻。辦多間學校的辦學團體在（有法律地位的）校董會背後更設有（雖沒有法律地位的）「中央校董會」等組織作為支持。這樣的配合給香港社會一個多元化的教育發展，也給市民一個選擇的權利。家長們一向歡迎這等學校，這等學校也得到一般
不知究竟那裡出了問題而需要推出一套翻天覆地的大改革？誇張一兩件個案?窪????岆祥??￤腔俴?ㄐ
「校本」精神及學校管理
或許有人說：校董會的重整不是因為出了問題，而是為配合「校本管理」的新概念。
校本精神是以學校為本的正確精神。校內各人士（校長、老師、學生、家長、員工），甚至該區社會人士，一起負責，按個別學校的具體需要，推進教育工作；這是一個民主社會的理想和責任。自從政府推出這概念後，本教區的學校立即誠心支持實踐。本人是慈幼會會士，這校本精神早已在三十年前，在慈幼會全球各學校內積極推進。
可是至於說這校本精神要求校董會也擺脫辦學團體的管制而降到基層運作的層面，那是不合任何健康管理哲學且是弊多於利的做法。
教統會七號報告書建議的「校政委員會」是一個實踐校本精神的好工具。為什麼還沒有廣泛試用就把它淘汰了呢？
校董會（該）是什麼？
我們堅持校董會該是一個監管的機構。既然在諮詢文件中沒有給校董會一個新的定義，我們只能從現有的校董會，也就是從現在存在於教育法例中的校董會去分析問題。按現有的法律校董會主要的權力和責任是監管學校的人事及財務。
人事管理
校董會是監察管理的架構，首先是關於人事的監管。藉著校監及校董會，辦學團體一方面向政府負責依教育法例監管學校的人事：聘請、調動、提升，解僱校長、老師；另一方面在處理人事時，維護辦學團體的辦學理想；天主教的辦學理想無非是全人的教育，包括以敬天愛人為基礎的德育。
為補充個別校董會可能的不足，天主教各辦學團體更有高一層的機構，如中央校董會、教區教育事務處等，為各學校，在這重要及艱巨的任務上提供援助。
當然很多資料來自學校運作的層面，但把監管權給予一班不受薪的教育人士該是正確的。
諮詢文件中對這人事監管沒有清楚的交代。是新建議的校董會負責嗎？校長、老師都是受薪者，在人事方面是受監管者；家長、舊生也很可能有利益關係，看來不何能把人事監管權交給他們。聽說關於人事監管將「另有安排」。關於這「安排」在諮詢文件中一點也沒有交代，是負責的態度嗎？如果人事監管不屬於這新建議的「校董會」，那末為什麼還堅持稱之為校董會？
諮詢文年關於「校監」的職位一字不提。在現行的制度裡校監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他不但代表辦學團體領導校董會處理校務，也在日常運作中陪伴前?工作者，他是運作層面及監管層面之間的橋樑。
在學校裡校長的權力很有膨脹的危險，校監的職位給予一個合理的平衡。在新建議中沒有交代誰任校董會的主席，如果是校長的話，政府見不到校長權力膨脹的危險嗎？如果校監的職位消失，那末由誰監管校長？看來是政府直接監管了！？
財務管理
辦多間學校的辦學團體都是不牟利的團體。天主教辦學團體在政府未有能力保証全民教育時，已作出很大的貢獻，很多現在的津貼學校校舍是教會興建的，政府開始建校時也要求辦學團體作出部份資助。後來政府資源充足，全費建設校舍而托教會辦學，由辦學團體藉校董會及校監對學校財務負責，這絕對是明智而有效的辦法。
教會辦學團體，得到信徒及本地或海外的恩人的信任，常能捐募到一些資金，有時能給予學校師生一些，在政府嚴格理財的標準下，不獲批准的新設施或教育條件的改善。
當然校董會處理財務時所憑的資料都是從運作層面收集來的，許多預算案甚或是由運作層面呈上的；但把監管權留給一個不牟利的、有大組織支援的團體，絕對是明智、有效的。
在新建議的校董會內，受薪的及可能有利益關係的校董們，沒有高層的監管，一樣會謹慎又無私地處理財務嗎？
校董會更透明？
首先要記得校董會不是最高監管層面，按現行法例政府對學校的人事及財務都有監督的權力和責任。
至於校董會對學校運作層面的透明度，大家可以了解人事的管理和財務管理的不同。財務管理我們贊成要透明；但正為了保障私人的名譽，人事的討論不能一律公開 (政府的人事調動也並不向市民公開交代)；任何人懷疑校董會在人事管理有犯公道時，可以向上層投訴。
為保証校董會和教師之間的溝通，在金禧事件後政府作出了一些措施，一些定期的會晤可以增加校董會的透明度。至於校董身份的透明度，一些新的建議，如公開個人資料、申報利益等，是值得考慮的。
在新建議的校董會中，雖看來透明度會增加，但在公開爭論的背後，利益的衝突也會大大增加。既然辦學團體已被架空，誰來收拾這混亂的局面？
政府樂意肩負更大的責任？
在現行的制度下，辦學團體幫政府監管學校，很多麻煩都由辦學團體肩負，而且當問題發生時，政府也不太情願出面幫助。從上面的分析，在新建議的校董會中會發生更多問題和糾紛，政府似乎很樂意來肩負這些現在由辦學團體肩負的麻煩，我們的政府突然這麼偉大，真不可思議！看來很多次會需要教育署署長派教育署官員參加校董會，這種做法符合經濟原則嗎？
權力下放？
諮詢文件強調「權力下放」。這和我們「大有為」政府的作風不太配合。政府一向怕把權力下放給辦學團體。我們認同政府應該保持更高層的監管；但在有些事上，我們一向希望在我們的學校裡，我們也能有政府在管理官立學校時的一些方便（如調動在屬校服務的教師）。現在政府一下子要把權力下放，下放到基層，下放到每間個別學校！？這種做法叫我們怎麼理解？
陰謀？
難道要我們相信一切背後有個陰謀？難道是政府怕在改革的路上辦多間學校的辦學團體會阻手阻腳？（一間個別學校的校董會怎麼可以和政府爭辯？一位由政府支付薪水的校長怎麼敢和政府爭辯？擁有多間學校的辦學團體，才是政府害怕的對手！）所以政府要架空我們？讓我們不要美其名。看來這是權力鬥爭！「分而治之」是羅馬帝國已懂得的控制秘訣。
其實政府有理由害怕教會的辦學團體嗎？我們在過去不是常常被動地接受了政府的（很多，不公道的）政策嗎？金字塔式的編班，半日制，浮動班圪我們都忍受了圪。但現在的政府對我們絕不放心。
善意人
當然我不是說所有支持這類改革的人都出於陰謀，有許多善意的人都會支持，因為這陰謀包裝得很美：民主化，多參與，透明度，再加上「日新求進，問責承擔」等口號，許多善心人都會被欺騙。我希望這善意的人至少想一想：把運作和監管的分別取消，是否合理？或把監管權完全集中在政府手裡又是否進步？
各位教會內的兄弟姊妹，我這幾行字只是為吐露肚裡的一股怨氣，說出了批評的、消極的一面。至於怎麼樣改善我們辦學的工作，怎樣去應付將來的新狀況，那是一個艱巨的題目，需要兄弟姊妹們一起詳細討論去計劃。
陳日君助理主教
香港二０００年九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