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和法律　 陳日君

持「行街紙」適齡兒童求學問題的爭議真愈演愈烈了，日前連信報的林行止先生也加入了討論這個恐怕「越辯越亂」的問題。讀了林先生的文章筆者認為最需要澄清的、是人權和法律之間的關係。

人權是與生俱來的，法律是社會制定的。當然，人權也靠文明社會的探討、反省而被確定。今日，經過人類長期的努力，「世界人權宣言」和一些「國際公約」都相當妥善地列出了每個人都擁有的基本權利。

從信神者的角度看，這些權利也就是造人的神所給與人的。在神的眼中每個人都是一樣地寶貴，神也願意每個人的權利得到大眾的尊重。這樣，維護人權入了「屬神」的範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教訓和榜樣最清楚不過。

法律的主要作用在於保証人權得到尊重；法律的好壞也以「是否幫助社會尊重人權」為標準。損害人權的法律是不義的法律。在民主的社會法律多以民主程序制訂，要改正不義的法律也要用民主的方法：選舉代表、宣傳意識、影響輿論等。

民主的制度很寶貴，在不能改正現存對我們不公道旳法律時，也祇好容忍。但如果不義的法律嚴重地與良心有抵觸，那末人祇能跟從良心，為信神的人良心也就是神的聲音。在這情形下公民抗命是不能避免的了。這是極理性地分辨是非，絕不是感情衝動。當然我們不能輕易以為法律是嚴重地不義，公民抗命該是一個嚴肅而不得已的決定。

一些文明的社會，雖平常是少數服從多數，但在某些事上多數也會尊重少數人的良心。譬如在墮胎合法的國家，也不會強迫良心上責疑法律的醫生和護士參與墮胎的手術；如果有人良心上以為戰爭中殺人也不道德，國家會安排他們在戰場上做其他的服務（救傷、運輸等）而不會強迫他們開槍、擲炸彈……

制訂法律的理想在於平衡不同人的各種權利和義務，使人人享受他的權利而不阻礙別人享受別人的權利。從這角度人權有等級，有些該絕對受尊重，有些有條件性，有些該時時能享受，有些可以暫時受到限制。譬如：生命是最基本的權利，維護生命也是基本的責任，絕對不能侵犯無辜者的生命，但為了維護國家的自由或為拯救災難中的人，某些人可以志願地或被要求去冒生命的危險。又如為維護個人自由及鼓勵進取、私產權是該受到尊重的，但為保証大眾人民在生活上得到照顧、國家有權制定稅法、有權直接經營某些基本服務。在戰爭時國家可以限制公民的某些權利；在謠言造成恐惶時，政府可以暫時限制每人每日向銀行提取的銀額……。有關的人權越基本，限制它的理由也該越嚴重。

讓我們把這些原則用在我們討論的問題上：適齡兒童入學是一個基本權利，這權利「不因其或其父母的人種……宗教、政治或其他取向……不因其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而受影響」（兒童權利公約）。這權利不祗關於學習，上學是兒童正常成長的一個重要條件，是他們步出家庭、踏入社會的門，使他們參加老師、同學們組成的大家庭。見別的兒童返學而自己被拒門外，會嚴重傷害兒童的心理，他們會覺得自己是不正常的，是被社會遺棄的一群。

那末有沒有理由可以限制這個權利？居港身分可以是一個理由嗎？如果是「非法入境」或「逾期居留」者而應該馬上遣返，那當然沒有入學的問題需要考慮；如果是「旅客」而祗短暫過境、要求入學也不切實際；但持行街紙的兒童不是「非法入境」者、不是「逾期居留」者、也不是「旅客」，他們是因為居留權有爭議，正在等候法庭的裁判，而暫時（又不知多久）合法居留者。

他們是港人的子弟，按終審庭早期的審判、他們本已有權居留，但政府用不正義的手段（假造數字，製造恐懼）、不合法地要求人大常委釋法（按基本法祇有法庭有權要求釋法，敗訴的政府是無權這樣做的）致使這些兒童的居港權成了疑問。他們是釋法行動的犧牲品！那嚴重破壞了法治精神、剝削了家庭團聚權的政府、現在口口聲聲說要維護法治制度，真是諷刺！

現在他們恐嚇我們說：如果沒有入境處准許而收錄那些兒童、我們要負刑事責任。但本港權威的大律師 ── 兩位立法會議員，兩位大律師會主席 ── 都找不出我們會犯什麼法。

收錄學生需要入境處批准祇就是一項「行政措施」，讓入境處、憑他們獨有的資料、萬一發現有兒童不該入學、可以插手，但現在入境處普遍不准這些兒童入學，而所提理據非常牽強、站不住腳。可能引起偷渡潮？可能阻礙將來的遣返？為避免一些假設性的麻煩，損害兒童們一項確定的基本權利、是濫用了行政措施所給的權力！

林行止先生鼓勵我們教會人士出錢出力，展示奉獻精神，我們是樂意做的。在政府未有能力的年代，連正規教育的任務也由志願辦學團體出錢出力擔當了；但現在、放棄兒童們固有的權利而為他們做一些補救性的服務、實在不切實際。

我不太願意地問多一句：在很多教育問題上政府可曾當我們辦學團體為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