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保祿二世歸天和中梵關係 陳日君主教

我想所有曾有福見若望保祿二世、親他的手、當面問候他的華裔教友都能作証：教宗會很親切地說「我每天為中國教會祈禱」。

在追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時，我說過「他的一個遺憾應該是未能踏足中華大地，連爭取來港也沒有成功」。湯主教和我被祝聖為主教後，蒙若望保祿接見時，他像一個小孩子向媽媽要什麼似的說：「我想去中國，我想去中國」，使我們非常感動。在記者招待會上我補充說：在爭取教宗來港事上當時的政務司陳方安生女士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中央的答覆是：在中梵沒有邦交的情形下不宜讓教宗訪港。

有記者就問起現在若望保祿二世逝世，即將有一位新的教宗，對於中梵建交是否會有一個不同的局面。我的答案是，客觀說不會有什麼不同，因為聖座這方面的政策已很確定，不會因教宗是若望保祿二世或是任何一位他的繼承人，而有所改變，那就是教廷渴望中梵早日建交，可惜的是這幾年中方看來沒有興趣談判。

聖座急於推進談判、甚至講過一些很誇張的話，如國務卿索達諾樞機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說了「我們在台北的大使館就是在中國的大使館，如果北京同意的話，我們馬上可以把它移到北京去，不要說明天，就算今天也可以」。這講話對台灣很不尊重，我也公開批評過，但同時也可能誤導了中國政府，讓他們以為梵蒂岡準備投降了，一時在國內盛傳建交在即。當他們發覺梵蒂岡並沒有準備投降時，一切都停頓下來了。

這幾天在教宗病危時和離世後，北京說了一些比較友善的話，使我們對建交的事又樂觀起來了。但中方發言人在慰問及讚許教宗時又提了那兩個所謂建交條件。（一）和台灣斷交，（二）不要干涉，甚至也不要以宗教事務的藉口干涉中國內政。當然在沒有談判而達成共識前我們沒有理由期待中方改變講法。但大家知道問題並不在第一點而是在第二點。

要宗座和台灣斷交本是個難題，在歷史上宗座從沒有單方面間斷和任何國家的邦交，尤其是大家要記得目下的情形是北京逼出來的，是他們那時驅逐了教廷大使，大使館才搬去了台灣，何況那時聯合國也承認台灣的政府。但上面教廷國務卿的話讓我們知道教廷已準備放棄台灣而和北京建交，這是大家早聽過的新聞，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幾天記者們都說得好像我「爆了什麼料」揭示了什麼秘密。

聖座作出這痛苦的決定的理由台灣的主教們也很理解而接受了：如果教廷不和北京建交，國內地上地下的教友都不能過正常的宗教生活，為使他們能過正常的宗教生活，祇能放棄和台灣的邦交，而和北京建交。連台灣政府裡也有人同情教廷，教廷相信這不會使台灣政府因此取消天主教的宗教的自由。

我們教區三位副主教在回歸前官式訪問北京統戰部時，那時的副部長提起這個條件，而我說了這個不是問題，他馬上再沒有講下去而把話題轉到第二個條件了。

當然，如果北京要教廷在談判前、也就是在北京並沒有保証國內的天主教能正常化之前就先放棄台灣，那是不合理的。

至於第二個條件也就是關於教宗任命主教的事，說這是干涉國家內政當然是一個誤會。任命主教是教宗的牧職責任，純屬宗教性的，世界上大國家都接受，並不以為這有損國家尊嚴。（跨國際公司在國內的經理難道是北京任命的嗎？）一些過去要求對這事能參與的政府也放棄了那些特權。當然在中國對教廷還沒有全面信任的情形下教廷一定會接受北京某程度的參與，北京是知道的，所以問題不是不能解決的。有人問：是越南模式嗎？是古巴模式嗎？我不知道是否有所謂越南模式，古巴模式，但方式肯定是可以找到的。

本月三日晚上在電視上聽到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年先生接受訪問時講了一些話，本人絕不同意。他說香港陳主教不了解中國在促進與教廷建交上作了多少努力，我倒希望我能和他公開澄清一些事實。他又說要我勸勸梵蒂岡某些"保守勢力"不要阻礙建交的好事。難道劉先生真不了解梵蒂岡的事，說梵蒂岡有什麼保守勢力那是停留在多年前的歷史裡了。暗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聽了保守份子或甚至他自己保守，那是對已故教宗的不公不敬。

我怕劉先生這類所謂信徒才是國內的保守勢力，我明白他從來沒有幫助中央領導了解教宗的牧職責任。當然這也可以了解，因為中梵建交後，他再也不能抓全權跨過主教們管理國內的教會。

我看我們兩人都已上了年紀，在該向天主交代前讓我們放下個人的利益，為教會，為國家做些有益的事吧。